我们可以清楚看到，蒋介石当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，主要由于利用中山舰事件搞政变成功，由于权谋运用得手，而非因其军事长才。事实上他的军事才能甚短。更不应忽略的是，迟至一九二六年六月，他对北伐仍犹豫，后来第四、七、八军已兵湖南，北伐已成骑虎之势，才隆重誓师，形同绑鸭上架。北伐军势若破竹，于两个月之内攻占武汉三镇，可称神速。虽说第四、七、八三军将士用命，但如此神速，绝非简单的军事胜利。其实就军事实力而言，北伐军是远远不能与北洋军队相比的，此亦即是包括蒋介石以及俄国顾问在内的广州国民政府，迟迟不能决定北伐的主因之一。

我们不难看，在北伐军事行动的背后有两庞大的力量在推动。其一是自五四运动以来，经过五卅惨案，所激发的全国反帝国情，使民族主义弥漫神州，形成风，莫之能御。诚如鲍罗廷所说：“我们并没有制造五卅惨案，而是别人送上门来的。”(见熊式一英文蒋传，页二二二)而此浩浩的风成为革命的助力，而北洋军阀恰首当其冲。中国共产党又借此风，组织工农，发动群众运动，刻意宣传。北伐军无疑在“打倒帝国主义！”“打倒军阀！”的声狼中推的。其二是来自苏俄的援助，无论是人力与力两方面的援助，都是在广东建立革命据地所不可或缺的。鲍罗廷本是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改组的总设计师，蒋介石东征北伐都有俄国军事顾问在边。至于俄援军火枪炮到底有多少，尚无确实数据。但李宗仁记得，北伐前夕，蒋介石曾告诉他“俄国接济革命军的械弹已运抵黄埔港，约有步枪万余支，重机枪百余，无线电发报机数十座。”(《李宗仁回忆录》，页二二O)今从俄国密件可知，北伐初期俄方还提供空军，曾用之于江西战场，并了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度的航空预算，金二百六十万元。(见WiburandHow，MissionariesofRevolution，P.781)从此蛛丝迹，可以略知俄援之非同小可。如果没有许多俄制装备，即使有民气可用，北伐亦难有成效。民气与俄援无疑是北伐旗开得胜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，然而蒋介石抵达京沪后，公开大肆反共清党之余，民气(打倒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)与俄援(特别是俄国顾问)竟均在谴责排斥之列，不亦怪哉！

兵武汉既定，李宗仁的第七军与唐生智的第八军挥师北上，节节胜利，于八月二十二日攻克岳州，控制通往汉的铁路线，二十七日经血战夺取汀泗桥。蒋介石于二日后乘火车经过，犹见“死尸累累，惨目伤心”迟到的总司令于九月四日在武昌附近涂家湾，又召集军事会议，但对敌情并不了解，遽下限四十八小时之内攻下武昌的命令，李宗仁等级将领面面相觑，不好说什么话。结果九月五日凌晨三时开始攻，伤亡惨重而不能下，只好又下令停止攻击。最后有赖第八军先取汉，于九月六日攻克，翌日再占汉，至此武昌已成为瓮中之鳖，不战而降。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，总司令应该是十分风光，但是蒋介石心中有数，战功既属李宗仁与唐生智，而且在李、唐面前了丑，很不是滋味，遂决定“亲督江西之战”(见《蒋介石日记类抄·军务》一九二六牟八月二十九日)

各乐金光闪闪，乐声大作，我在后看见总司令的坐骑已有不听调度的样。军乐队后面便是号兵十余人，当总司令的座骑刚走过军乐队的行列，号兵队长一声令，十余号兵立即单号奏。动作十分整齐，但见金光一闪，耀盲，接着号声大作，尖锐刺耳。蒋总司令的座受此一惊，忽然大嘶一声，前蹄举，立即向校场中心狂奔。大约蒋总司令平素不习骑，故勒缰不住，瞬息之间便失掉重心，只见手足朝天，顿时翻鞍坠地。但是他的右脚仍在脚踏镫里，被倒拖于地下。我在后睹状，为之大惊失，不知所措。所幸蒋氏穿的不是鞋而是靴，且很松动，经一拖，便从脚上脱落下来。总司令被拖了两丈远，便和脱离，卧在地上。我们都连忙下，将他扶起，问其受伤没有。但见总司令惊魂未定，气吁吁，一哔叽军服上沾满了污泥，帽脱靴落，白手上也全是泥土，狼狈不堪。这时，第八军的号兵已停止奏，总司令的副官也赶来把蒋氏上泥土稍微拍落一些。蒋总司令乃率领我们徒步阅兵，一颠一跛，勉将阅兵式举行完毕。(页二三七)

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总司令坠落地，实在狼狈之至。不过，蒋介石还算有能耐，坠以后仍继续检阅分列式，并对官兵演说后才毕事。李宗仁指，唐生智很迷信，以为“蒋氏爬不过第八军这一关”而想非非。(见《李宗仁回忆录》页二三八)其实蒋介石又何尝不迷信，在日记中抱怨湘以后，与唐生智“拒之不得，迎又不愿”(见《蒋介石日记类抄·军务》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)，窝可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