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方气略微缓和了一下，就是：“那不用了，心意我们领了，你们请回吧，长不在家，有问题到办公室谈吧！”说完不等你讲话，就啪的一声把电话挂了。汪忠说：“你说我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，还像一个孙似的，颠颠地把礼送到人家门，却连门都不得，还吃了这么个闭门羹，你说我心里能好受吗！他们那些京官，咋就这样看不起我们西江人哪！”

我说我是西江省驻京办的汪忠，我们省杨书记到里汇报工作时，我曾经陪同去过，长和我握过手的。长常年对我们西江省没少关心，这不快过节了吗，省委杨书记安排，要送我们西江的土特产，表示一下心意。

民的办公室刻意安排在杨风的对面，就是为了服务方便。天民毕恭毕敬地站在杨风宽大的老板桌对面，一双睛微笑着看着杨风，等着老板的吩咐。别看都是省委常委了，但私下场合，独自在杨风面前，天民还是表现得非常低调，因为他知，自己之所以会有今天，完全是杨风提携的结果。没有杨风，他天民就是再能喝酒，再会，也不可能坐到省委常委这个位上。说不定一辈，连个省城也不了，到了年龄，就在市政协主席的位上过渡一下，就光荣退休了。好多和他资历差不多的地市级领导，不就是这样安排的吗！所以，不什么时候，天民都在杨风面前表现得非常到位，亲切、尊重，让杨风到心里非常受用。

天民连忙双手把文件接过来，捧在手上，打开仔细看了两遍，立即明白了这份文件的分量。尤其是最后一行字，已经明明白白地写着，这个即将到西江省任职的王一鸣，在今后西江省政坛上的特殊地位。这样写，接班人的意思已经非常明显了。对于王一鸣，天民也是知一些的。虽然王一鸣到西江多次，但因为业务上两人没有叉，门接待王一鸣的，一般都是省政府那边的。天民陪同杨风到北京“跑”到里汇报工作时，也是长面接待，王一鸣有时候参加，有时候不参加，反正双方都是一大堆人，哄哄的，分坐两排，大家见面了只是礼貌上握握手，笑着一下，走到大街上，再见面，几乎都不会认识。

接电话的是个女，开就是冷冰冰地来了一句：“你什么事？”

天民看着自己的下，说到伤心，一个五尺的大男人，泪都在眶里打转了，也激动地从自己的老板椅上站起来，背着手，在办公室里来回转着圈说：“小汪，你的辛苦我理解，不容易，简直是太不容易了！尤其是这几年，是你们驻京办工作最难开展的几年。大环境如此，短期内不好改变啊！要怪都只能怪我们上一届的领导人，尤其是我们省的谢青松书记和钱名贵省长，他们一个锒铛狱，被判了20年的有期徒刑；一个被执行死刑，成为建国以来为数不多的被决的省级正职级，他们的腐败行为，严重地破坏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，也使我们西江省的整形象，受到了不可估量的损失。我听说，前两年，谢青松和钱名贵刚被抓的时候，北京的官员只要一听说是我们西江省的官员要到办公室汇报工作，都张得不得了。连忙打开办公室的门，故意大声说话，或者喊一个人，在旁边记录，生怕别人说，他会见了西江省的，私下里又收了什么好。得我们西江省在京城里臭名远扬。我们的省委、省政府领导，在京城里摆好酒宴，想请一个长、副长的吃顿饭，谈谈公事，通通情，都是非常难。看来这人哪，都是落井下石的多，雪中送炭的少啊！”王一鸣这个人，在天民的印象中，就属于为数不多的对西江省雪中送炭的人之一。没想到这么凑巧，王一鸣竟然到西江省任副书记了。看来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了

杨风看他还谦虚地站在那里，就透过老镜的玻璃镜片，看了他一，用手中的钢笔向下指了指椅，示意他坐下来说话。得到明确的指示，天民才拉开旁边的一张椅，坐了下来，等着老板发话。

杨风把文件顺手递过来，说：“你先看看这个。”

倒是西江省驻京办的主任汪忠，特意和天民提起过王一鸣，说他在里，对西江省特别关照，只要是西江省的事情，找到他，能办的，他会一答应下来；不能办的，他会毫无保留地指问题所在，怎么样加以改，找谁运作。不像那些官场上的老油条，不给好不办事，给了好满足不了他的胃，就变本加厉地不办事。得我们这些在下面的人，很是为难。不送礼吧，事情办不成；送礼吧，太轻了就更加逗起他们的胃；送大礼吧，肯定是违法的事情，况且都是为公家办事，谁也不会掏自己的腰包，还得瞒天过海，想办法，从公家的袋里打些主意。但一旦事，就把自己牵连去了。为了给公家办事，把自己送了监狱，你说我们冤不冤？所以啊，像王一鸣这样的京官，简直是太难得了，又年轻，又清廉，还平易近人，每次到他办公室或者家里，都是客气得不得了，他老婆于艳梅，也是落落大方，从来不把我们这些人当外人看，又是倒茶，又是拿果，还跟你聊几句家常。我们这些人，你说算什么人？说白了就是各个省份驻守北京的才、联络员，所送的那些蒜的东西，搁哪个副长的家里，都不算什么东西，人家有的人怕麻烦，就不跟我们地方上的人来往，你千辛万苦送的东西，人家本就不领情，就是到了门了，也不会给你开一下门，让你去，坐上一分钟。我就有多次这样的经历。送年货的车都到楼下了，我低声下气地打通电话，说：“是某某长家吗？”